2022年0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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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和一本书的故事

来源: 发布日期:2022-07-12   打印

杨建平

  我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离开大学已经四十余年,我手头保留着的大学时期的物件,只有我的两本手抄书和一些读书卡片。

  如今抚摸这些陈年旧物,被生活磨得结茧的心还能生出丝丝感伤,反思四十多年前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有两条感悟:

  一是为自己长本事、长学问而读书,不要为应付老师的考试而读书。

  二是肯下笨功夫读书,而不取巧求快。

  (一)

  我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读中文专业。当时,有一句很豪迈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晚上宿舍熄灯后,同学们的黑灯卧谈,最是海阔天空。许多人都畅谈梦想或者远大志向,要当科学家、文学家、作家、教师、工程师等。

  我是听不了几个梦想,就自己先进入梦乡了。

  我没有梦想和志向。

  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考学,上大学,当“城里人”,干工作,吃白面馒头,吃肉。至于什么专业、什么家、什么师,离我太遥远。

  对文学,我几乎是一张白纸。

  因为白纸一张,所以没有固定概念。学习到唐诗时,老师重点讲李杜,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一个浪漫主义、一个现实主义。其他诗人都是一点而过。

  课余时间,去图书馆借了《全唐诗》翻阅,才知道唐诗的海洋有多宽广、有多深邃,才看到唐代诗人的星空有多浩瀚、多璀璨。

  在璀璨的夜空中,不知哪根筋跳动,忽然,我就喜欢上王维这颗星,觉得他的诗和我在乡村的所见所闻切近,特别入耳入脑,合我口味。

  看得多了,觉得他的诗不是山水田园、诗中有画就可以打发的。他是怎么把诗和画、和音乐、和佛教融合一体?他为什么亦官亦隐、亦诗亦禅?为什么他那首《渭城曲》能千古传唱?为什么《红楼梦》里黛玉教香菱学诗,要强调从王维入手,方为正途?

  钻了牛角尖,就闷着头自己到处找资料,想弄个究竟。但对于王维的研究资料,当时少得可怜。

  看了北京大学教授陈贻焮的《唐诗论丛》,就愣头愣脑写信求教。陈老不嫌弃我这个愣头小子的荒唐和幼稚,竟然还回信说,你可以自己就此几个问题读书研究,并推荐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让我先看看。

  去新华书店找,没有这本书;我到学校图书馆查,没有这本书;我又到市图书馆查,查到了,但不能带走看。

  骑自行车回学校的路上,我开始发愿:从《全唐诗》中,把王维的诗,一首一首抄出来。

  我找亲戚从印刷厂弄来印书裁割下来的废纸边,自己再裁成十六开大小的纸,拿妈妈纳鞋底的线绳,缀成像书一样的本子。白纸上没有格子,抄书怕歪斜,我又用尺子在一张稍微硬一点的纸张上,画出稿纸模样,衬在白纸下面,映出格子,这样抄写的字,就行直字匀。写完一张,再把格子模板,移到下一张纸下面,如此往复。

  我借来《全唐诗》中有王维诗歌的一百二十五卷、一百二十六卷,开始作业。不管是在宿舍、教室、阅览室,只要有空,我就抄一阵子。

  为了将来批注、补充资料方便,我抄写的时候,每一页周边都留出很大空白。

  已经不记得抄了多长时间,我抄完了《全唐诗》里收录王维所有的诗,共计386首。顺带也把王维的传记和文章全部抄了,附在本子后面。

  查阅、抄录、注释的同时,我又开始阅读各类诗话、词话、谈艺录、音乐绘画书籍,摘抄关于王维的诗歌、绘画、音乐的分析评论观点。整篇文章,抄写后单独附在手抄本后面;只言片语,就摘写成纸条,贴在具体那首诗的旁边。这本手抄的书,旁批、眉批、加注、纸条,林林总总,成了“老和尚的百衲衣”。

  1980年一年的时间,除了学习课程表上的功课,完成考试外,我几乎把所有自学时间都用来抄写关于王维的这本书或者叫笔记。原来缀好的本子已经抄写满了。我又装订了一本,继续搜罗有关王维的有价值的研究资料,抄录、摘编、粘贴。

  (二)

  知道这件事并支持我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阅览室的管理员,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

  学校的阅览室很多,但我最喜欢去的是图书馆旁边一个专门对教师开放的阅览室。那里的书报杂志多、人少,看书摘抄资料比较安静。

  管理这个阅览室的是一位白发老人,很瘦弱的样子,但也很有几分书卷气。我本没有资格进去的,一次有事去找老师,谈完后就趁机在那里多待了一会儿,一直到剩下我一个人时,那老人也没有赶我走。

  下班时间到了,我的一篇文章还没有看完。老人和蔼地说:“明天再来看,我替你存起来,不让别人看。”我很诧异地问:“真的?我明天还可以来这里看吗?”他笑笑说:“可以吧。”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追求知识是崇高的事,热爱读书是幸福的事。”当时,夕阳透过窗户照射着他,稀疏的白发一丝不苟,白皙的脸孔沧桑而凝重。

  有了他的特许,我就常常“混迹”于这个教师阅览室,带着我的手抄本,如饥似渴地读我喜欢的书报杂志,抄我急需的资料。许多资料我找不到,他就说,你说给我,我替你找。他总是“手到擒来”。

  时间长了,老人看出我在干什么,就开始和我聊天,他告诉我:“做学问就得这样下笨功夫。书,非借无以读,非抄无以记,非写无以悟。”

  也许老人是从我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对我格外关照。天气热了,老师们来看书都常常自带水杯,不少老师的水杯外面还有时髦的编花杯套。我一般是偷偷躲在角落里看书,从未喝过水。一天下午,我正在埋头看书,忽然,一个水杯子放在了我的案头。我抬起头,看见老头离去的背影。杯子是一个玻璃罐头瓶,里面不是白开水,而是漂着几片茉莉花茶。

  茶香悠悠地钻进我的鼻孔,我的鼻子酸酸的……

  另一位是远在内蒙古一所大学的杜德敏老师。

  杜老师出身于洛阳书香门第,自幼棋琴书画无所不通,北师大毕业后抱着诗一般的梦想到内蒙古建设边疆,在一所大学当教授。一次,杜老师回洛阳探亲,他的同学、我的班主任许可权老师拉他到我们学校搞了个美学专题讲座。他讲得妙趣横生,好像对诗、画都能融会贯通。晚上我就去他下榻的招待所,愣头愣脑地求教,并说了自己的想法和手头做的事。杜老师和蔼地和我交谈了一会儿,又粗粗看了我写的一篇作业《试论杨朔散文的绘画美》,鼓励我说:“基础你已经打下了,方向也对头,只要你能坚持,必会有成果。”

  也是在杜老师的推荐下,我的那篇关于杨朔散文的文章,竟然在内蒙古的学术季刊《文科教学》上发表。从此,我与杜老师结缘,终身受益无穷。

  也是在杜老师的鼓励下,本来只为吃白面馒头而上大学的我,这时也有了梦想:要做一个研究王维的学者。

  (三)

  但是,后来我被组织看中,作为定向培养的干部苗子,分配到一个乡政府从事行政工作。

  我背着行李卷,坐着颠颠簸簸的长途汽车到一个全国贫困县的乡政府报到。一个窑洞住着我们两个新来的大学生,只有一张三条腿的桌子。

  这本渗透着心血、寄托着梦想的手抄本,是我随身携带的宝贝。夜深人静时,我会拿出它,细细阅读。别人看见我总在夜里看手抄本书,就从我手里抢过去,又看不明白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就说,这个学生娃真怪!

  在抄录、学习、积累的基础上,我开始写作。把东找西凑的资料,归类、串联、比较、引申。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鼓励推行联产承包,“分田分地真忙”。我常常参加包村工作组,跟着老同志下乡驻村,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我的铺盖卷里,这本手抄书是必需品。白天在山野游走,我会吟诵“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路树荫里歇息,我会想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到水库工地,我会想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路遇砍柴老翁,我眼前就会蹦出“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夜晚在油灯下,我翻看着这本书,犹如幽会初恋情人,从中获得许多安慰、滋润和鼓励。

  后来,到县里工作,到地区工作,到市政府工作,到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每一次搬家,别的东西我不管,但这本手抄书,我必须亲自单独装袋,亲自带到新家,再亲自安放到一个妥当的地方。

  工作越来越忙,生活越来越好,到报社工作后,也算是专业地从事文字工作,但我知道,此文字非彼文字,离当年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我不奢望研究、写学术文章了,也不再去到处找资料为这本书增加厚度了。只是把这本书作为一个心爱之物,走哪带哪,时不时翻看几页,把玩一阵,自我满足,感受一下重温旧梦的美好。

  作者杨建平,1959年9月出生于河南陕县(今陕州区),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界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委。历任三门峡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华合作时报社总编辑、社长、党委书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声像中心主任、信息中心主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资局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主任,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兼任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编辑:tl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