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墙小院记

　　在大城市里住了50年的高楼，忽然怀念起当年在县城里住过的那个平房小院了。

　　河套农村的习惯是没有院子的，平地起房，门前堆放些生产、生活用品，就是一个家。苏东坡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里，安个房子就是家。这大约与邻近牧区有关，“牛马到处即是家”，原住民少，住户都是上几辈从内地走西口过来的，而最早的走西口就是春来秋去，搭个窝棚，收几斗粮食就往回走。后来逐渐有人定居，但流动性仍很大，向无砖墙瓦房。我在农村劳动时住的土房子，开门就是公路、农田，一片白云映蓝天，八百里河套在眼前。

　　后来到县城工作，有了机关宿舍。但也只不过是在城边空地上修几排平房，不像北京的那种机关大院、部队大院。其善后的细节还得靠住户自己去完成，而我分到的房子又是最西边的一间，紧靠大路，总得有个短墙来遮挡一下吧。

　　河套农村盖房基本不用砖，这里是千万年形成的黄河冲积平原，最不缺的就是黄土。秋后庄稼收罢，选一块平整的土地漫上水，待水渗尽土还未干时，用石磙子将地碾平压瓷。再用一把齐头大铁锹如切豆腐一般，一脚踏下翻起一块湿土立于平地，横成列，竖成行，如士兵列队。秋阳融融，天高气爽，土块慢慢变干，这就是起墙盖房的基本材料，当地名“坷垃”，有俗语“坷垃碴墙墙不倒，光棍跳墙狗不咬。”我们这批机关宿舍也是用坷垃垒成的，只不过多了几层青砖垫底。

　　怎么修院墙，这倒难不住。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五届大学生，本来就是有难共当，有事同忙的。朋友圈子里有一位杜逵，比我大八岁，我们都叫他老杜。他早分配来几年，人地两熟，是我们这几个城市学生娃“荒野求生”的主心骨。他虎背熊腰，孔武粗壮，小时在农村长大，放羊割草打兔子，无所不能。在大学运动会上还拿过十项全能第一名。他人极有趣，用方言讲故事，笑得你眼泪直流，而要讲起山村鬼故事，又让你毛骨悚然，夜晚不敢出门。现在新房善后的事他不请自到。我们从河边拉回一车土，七手八脚地浇水和泥，自制了一批土坯，晒干后垒了墙，还留出一个缺口，用废木条钉了一个篱笆门。靠南墙根又盖了“凉房”(土冰箱)，北窗下垒了“炭仓”(当地烧大块煤，不说煤而曰炭)。晨昏出入，鸟鸣雀噪，居然也有了家的味道。

　　虽然有了工作，却专业不对口，不免胸中郁闷，人闲岁月长。垒墙的成功倒勾起了我对泥瓦活的兴趣。碰巧，看到一本推广农村节柴灶的小册子，便又动了改灶的念头。虽然是干部宿舍，但还是农村的做法，一盘东西大炕占了半间屋子，算是卧室。隔墙厨房一口大锅，烧开水及做饭，蒸、煮、炒、炸、烙都是它。传统老灶，火苗一着就被吸入炕洞，热利用率很低。我就参照小册子上的知识找来一个废脸盆，去底坐于火上，成夹层炉膛。兵法云：围三缺一。在盆的左、右、后三处各开一个洞，逼着火苗反向舔锅底一圈后再从夹层里抽走。这即小学自然课上就学过的水管锅炉原理。新灶盘成后，火焰呼呼作响，开一锅水节省一小半时间，一炮打响。我不禁大喜，就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我忙邀圈里的朋友来家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炫耀我的发明。厨房新改灶，门外新垒墙，在那个学非所用的年代，这点新玩意足可以让人快乐好几天。当时又逢大家结婚成家的年龄，我就常被请去给新房改灶，沾沾自喜，风光一时。干活时一般是新郎打下手，手上忙，嘴上也不能闲着，谈论最多的自然是新人们的恋爱故事。那时讲成分，说出身，大学生社会地位低，虎落平阳，在县城里要找个对象都不容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聊天是新郎本科中文系毕业，却找了一个初中文化的县妇联主任，现在看来很不般配。但新郎说：“就这，她还通过县委组织部调阅了爷(我)的档案，把我的三代出身都查了个遍。”我打趣说：“你只身走西口，落魄于此，居然抱得一个妇女主任归，该知足了!”

　　当然，小日子的全部绝不止于垒墙盘灶，最重要的还得学会怎么吃。塞外冬长，土豆、白菜吃半年。在村里劳动时，我印象最深，当年吃的第一口春菜是七月十五日摘的西葫芦。这在北京已是盛夏，而西葫芦也应该算是秋菜了。冬储菜的品种很单调，主要是土豆、白菜。地上挖一深窖，放之其中，窖口覆以厚稻草和棉门帘。而腌菜则主要用白菜、雪里蕻。办法也很粗放，将白菜去外帮，整棵码入缸中，一层菜一层盐，讲究用大粒而不得用粉状盐。我至今也不明白，盐的化学成分一样，为什么要专挑特定的外形。我怀疑就像鲁迅在《父亲的病》里说的，蟋蟀必须是原配，似乎昆虫也要贞洁才能配药，这盐也要不失童贞。雪里蕻则还要多一道工序，洗净控干水，放在洗衣板上用盐粒揉搓后，再码入缸中。到后来，又兴起一种盐水腌西红柿。专捡秋后霜打已经不可能再熟的绿西红柿(名拔蔓子果，意即最后一茬，连果带蔓子一起拔了)腌，为的是便宜。那时市面上已经有了防腐剂，放入一小包半年不坏，青脆可人，很受欢迎。现在知道这如同毒药，绿的生西红柿、防腐剂对人体都有害，可当时无知无畏，是一种穷快乐。一年将尽，秋风送爽，挖窖腌菜真忙，颇有点“深挖洞、广积粮”的气派。到隆冬季节就少出门了，三五好友“晚来天又雪，能饮一杯无?”

　　转眼冬去春来，院子里残雪已渐存无几，柳梢也染上了一抺新绿。一天，我正隔着玻璃窗伏案写稿，突然院子里传来一声呼叫：“小梁，不好了，你的院墙要倒!”我赶忙掷笔出门，说话的正是老杜。只见他围着墙来回走动，一边还用手摩挲着墙面。在两墙相接的直角处，西墙向外倒去，裂开一条上宽下窄的大缝，足可探进一个拳头。我头皮发麻，惊出一身冷汗，这要是倒塌，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砸着行人。老杜直摸着脑袋说：“咋就给爷(我)出了这档子事?”满脸的遗憾。一会又安慰我：“不咋，大不了到秋天推倒重来。”我说：“先看几天，实在不行，又得辛苦你。”

　　这样大约有一周时间，我每天一起床就抬头看窗外，外出回来也先摸摸这堵墙。就这样日出日落，就像朱自清说的，看着日光每天“伶伶俐俐”地跨过短墙，像做错了什么事慌慌地逃去，裂缝却还在加大。终于有一天，我有了一个大发现，罪魁就是这“伶伶俐俐”的日光。我房子的前面还有一排房，挡着短墙的东面晒不上太阳，而西边是一条空阔的大道，西晒的阳光却可以畅畅快快地照到西墙根，冻土变软，墙就向西倾斜了。我立即跑去找老杜他们，报告这个重大发现。大家即刻来到现场会诊，多数人认为应立即拆掉墙，以绝隐患。我却认为既然是受热不匀惹的祸，何不给东墙吃点偏饭，沿墙基开一道沟挖去冻土，让热气直接化软墙根。众人哄笑：“快不要瞎想了，这是一堵上千斤重的墙，又不是一根随风摆的墙头草。”我说：“试试看，也许它还能自己摆回来。你们先留着力气，试验失败，秋天干活不迟。”我找来一把铁镐，沿东墙根小心地开了一条尺宽的浅沟，又在墙头立了一根垂直木棍，好参照观测墙倾角的变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五天后，那墙竟开始向东一丝一丝地扳回，而且随着天气一天天变暖，那墙回心转意的速度也日渐加快，眼看就能恢复原样了。我每天用铁铲小心清除沟内当日化软的冻土，好让温暖的空气能直接地亲吻冰凉的墙脚。大约过了半个月，那斜墙不但回归正位，连直角处犬牙吡裂的土坷垃，竟也一个一个地重新咬合在一起。我大奇，谁道人生不由己?门口斜墙尚能直!今天晚上一定要用我的风火灶炖一锅酸菜猪肉粉条，和朋友来一场庆功宴了。墙歪自正，一时成了我们这个小区的新闻，常有人驻足或专门跑来观看。直到半个世纪后，当时住在我前排的田聪明已是新华社社长，我们在北京又同住一个院子，他一见面还谈起这件往事。

　　在那些穷而平淡的日子里，难得抓住这个快乐的小尾巴，作为茶余闲话，当然也少不了起哄。有的说：“你这个文科生，无师自通，投错了胎，该去学工。”有的说：“你京城修道，又沙漠里练功。这身武功可以出国去承包比萨斜塔的扶正了。”若干年后，我有机会出国到意大利，还真的专门去看了一回比萨斜塔。塔因太斜，已不许游人靠近，我在暮色苍茫中遥望塔影，想现代科技已经能平移一座大楼，能定向爆破一百多米高的烟囱，就不能定向注水，扳回这位固执的斜塔老人?

　　人的命运就像飞鸟嘴里的一粒种子，不知会跌落何处，又怎样发芽。现在想起来，“文革”中我们被迫走西口，塞外安家，修墙改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教育学上说，儿童的游戏就是学习，而游戏是无所谓目的的。塞外六年正好是刚走出校门，一个社会人的童年，这些不经意间的游戏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多少年后，我这个文科生真的写了一本畅销书《数理化通俗演义》。难道这书的胚芽早已埋在那堵斜墙和那个新灶的火苗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

　　(本文刊发于2023年1月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