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繁华 政缘虢陕

　　崤函要地，陕塬之畔，这片山河襟带的土地，自古便是历史舞台的关键角色。岁月在这里沉淀下厚重的历史底蕴，从周召分治的宏图初绘，到汉唐盛世的治道传承，多少关乎国家兴衰的决策在此酝酿，多少影响历史走向的智慧于此闪耀。

　　它不仅见证王朝更迭中的制度创新，更孕育推动社会进步的治理哲思，在悠悠岁月中奏响一曲曲治国安邦的雄浑乐章，成为中国历史脉络中不可或缺的厚重篇章。

　　日前，走近位于三门峡市文物陈列馆的分陕石柱，历经3000多年，青灰色石柱上的纹理显得十分温润，却依然能感受到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分治天下时，以柱为界的庄严刻度。

　　一、周召分陕：实现长治久安 迎来“成康之治”

　　3000年前，发生在三门峡区域的周召分陕，使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实现长治久安，从而迎来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

　　周武王在灭商3年后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姬旦摄政。此时管叔、蔡叔等联合殷商后裔武庚一起叛乱，并散布流言，引起众人对周公的怀疑。周公平定叛乱后，为稳定东方，无法回京。为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经周王同意，周公姬旦、召公姬奭二人分陕而治。

　　周召分陕而治，是以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境内的“陕塬”为分界线，划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由周公、召公两人分头治理。《春秋·公羊传》记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史记》也这样记载“分陕而治”：“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周召分陕而治，消去人们对周公的疑心，周公在东方专心平定叛乱，维护安定，营造洛邑。召公可放手对西部治理，开发黄河中游的农业生产，繁荣经济。这是西周初期一大政治决策，从而促使西周王朝稳定繁荣，最终迈入“成康之治”。

　　为何以“陕”为界，班固《白虎通义》说：“所以分陕者，国中也。”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将“周”的区域作为一个圆，圆心恰在“陕”附近。在参与庙底沟遗址考古的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看来，庙底沟时期的文化浪潮影响周边，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地理和文化上为夏商周时期的区域奠定了基础。庙底沟所在的“陕”自是“国中”。

　　据说当时琢了一根高约3.5米的石柱立于分界之处，称为“分陕石柱”，也叫“周召分界石”。“分陕石柱”原立于陕塬，后移至陕州古城的城墙上。今已移至三门峡市文物陈列馆内，采取封闭式保护。

　　据专家考证，“分陕石柱”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界石。古籍所称“陕西”，均指今陕州区陕塬以西地区。元、明两朝之后，陕西省得名即源于此。

　　二、汉武帝迁关设郡：实施广关政策 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广关”政策，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将函谷关从今灵宝迁至新安县，函谷关故址设弘农郡。于是，新安以西，包括三门峡在内的大片地域被划入关中地区，设立卢氏、建立陕城，成为汉王朝直接控制的核心区域。

　　函谷关自古以来地位极其重要。站在关前，望着城墙上斑驳的痕迹，似乎听得见金戈铁马的回响，这座雄关要塞的每一块城砖都见证着千年来的沧桑变迁，在关前细细品味感受，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

　　函谷关除了军事作用外，在政治上也影响较大。一是“关中”“关外”成为每个人政治标记，影响其社会地位。二是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上曾经奉行“关中本位”战略，就是指利用关中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确保国都安全，并威慑控制整个国土。习惯上将关中作为中央直辖区域，关外中央鞭长莫及，政令便打折扣。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东汉应劭最早对此作出疏释说：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

　　为加强新增区域的管理，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立弘农郡，设郡治在函谷关附近，下辖11县118911户475954人。这11个县分别为：弘农、陕、渑池、新安、宜阳、陆浑、卢氏、丹水、析、商、上洛。

　　弘农郡的设置，不仅增强京畿地区的实力，而且使中央政府更有力地控制关中东出的通道。如果说过去只是控制了崤函古道关西段，弘农郡的设立将整条崤函古道险要路段全部控制，从而确保汉朝的长治久安。

　　三、杨尚希首提简政：一时天下无“郡”

　　杨尚希，弘农(今河南灵宝)人。隋文帝杨坚很赏识杨尚希。隋开皇二年(582年)，时为行台兵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的杨尚希，出任河南道长官，在河南见所辖区州郡过多，机构重叠且人浮于事，官冗之患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针对这一时弊，杨尚希力主变革，他坦诚地向隋文帝上表进言：“自从秦国统一天下，罢诸侯，置郡守，汉魏及晋代，邦邑屡屡变动。我看当今的郡县，两倍多于古代。有的地无百里，就设了几个县;有的地方户数不满一千，却由两郡分别管理。设的官员多，用度一天比一天多。官吏、兵卒几倍于以前，租调税赋一年年减少。清廉精干的良才，百里难以挑一。动不动要几万这样的官员，哪里去寻觅?这就是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现在要保存重要的郡县，去除虚设的郡县，合并小郡为大州，国家就不会减少赋税，选举也易得贤才。”杨尚希指出机构重叠、冗员充塞的弊端，申明改革机构，削减冗员的必要。

　　据史料看，杨尚希简政之说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提出得最早。自此，“十羊九牧”成了民少官多、机构臃肿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隋文帝从善如流，对杨尚希的进言大为赞叹，认为其中所言切中时弊，并当众对杨尚希予以嘉奖，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采纳杨尚希的建议：在中央确定三省六部的基础上，罢天下诸郡，地方只设州、县两级，同时合并了一些州、县，精简了近三分之一的机构，削减冗员近4000人，整个机构设置更加合理、实用，官吏配置更加精干、有效，为我国封建盛世的开创奠定良基。

　　四、姚崇为相：开启唐王朝最繁荣时期——“开元盛世”

　　进入唐朝，三门峡区域划分为虢州和陕州。陕州硖石出了一个大人物，这就是姚崇(651年—721年)。武后、睿宗在位年间，姚崇曾两度为相，后因事被贬。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一心要振兴唐朝大业，他认为姚崇是“吏道敏捷”“善应变成务”的杰出才干，而且有丰富的经验，德高望重，具有远见卓识。玄宗约见姚崇，姚崇提出“十事要说”(十条建议)，玄宗一一答应，当即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恢复宰相职位。后来又被任命为紫微令(即中书令)，做了首辅宰相，晋封为梁国公。君臣二人从此和衷共济，治理天下。

　　玄宗对姚崇器重有加，同时又深信不疑，每次殿见，玄宗必起立相迎;告别时又临轩相送，这是其他宰相未曾受到的礼遇。因此，姚崇辅佐玄宗也竭智尽力，担任宰相虽然只有3年多，却颇有成就，被称为“救时宰相”。罢相之后，玄宗仍命其以开府仪同三司之职五日一朝，依然入阁参与朝议，恩遇愈加优厚，遇有重要的军国之事，依然要咨询姚崇，后授太子少保之职。在其治下，开元四年(716年)全国在籍户数较中宗朝激增40%，仓廪积粟可支10年——盛世的根基由此奠定。

　　姚崇罢相前，向玄宗力荐宋璟，宋璟的执政堪称“萧规曹随”的典范。姚宋相继执政的8年，终将盛唐推至“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巅峰，即“开元盛世”，开启唐王朝最繁荣时期。

　　千年来，周之建制、汉之集权、隋之革新、唐之兴邦，皆于崤函大地上孕育智慧、精心擘画，其脉络深深融入华夏政治文明的肌理，牵动着历史长河的流转方向，而那传承千年的治世之光，依旧照亮着古今相续的家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