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周选在三门峡确实选对了”

　　和三门峡的缘分是一次偶然的相遇。2014年11月，一个全国性的黄河金三角经济论坛在三门峡举办。当时，我为了参加那个经济论坛来到三门峡，并不是为了文学活动。

　　经济论坛结束后，我就想打听一点三门峡当地文化方面的素材，因为当时已经开始写《树梢上的中国》那本书。当问到三门峡有什么古树时，招待我这个新闻人的时任三门峡日报社总编辑孟国栋立即推荐了陕州区观音堂镇的七里古槐。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看七里古槐、看石壕古驿道……太多了看不完，就这样和三门峡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次来的嘉宾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在三门峡好好逛逛。

　　我和黄河也有特殊的缘分。首先我是山西人，家在黄河边，从小长在黄河边，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到黄河河套内蒙古。当记者的时候，从青海到山东的黄河入海口，我沿着黄河走了好多次，三门峡正好处在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交界点，又处在三省的交界地，所以我觉得三门峡在黄河上有一个特别的位置。4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黄河之约·绿水青山三门峡生态文学周”新闻发布会上，我就说过这个生态文学周选在三门峡确实选对了，它不但在历史上是一个坐标点，在地理上也是一个坐标点，三门峡这个地方，黄河从上游冲出黄土高原后，进入下游平原地带，并截下了大量的泥沙。

　　生态就是生存状态，而生存状态的背景就是大自然，现在我们把它归纳为“山水林田湖草沙”。其中，水是很重要的，可以说黄河在历史上的变化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态，它决口时，多少人要流离失所;安澜时，国家又处于一个恢复时期。三门峡在黄河上有一个最大的节点，就是三门峡大坝。生态的治理有两种，一种叫生物治理，如栽树栽草;一种是工程治理，工程治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尝试的就是三门峡大坝。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生态观念已经大大改变，不是生硬的工程治理，而是动用了大量的生物治理，如“三北”防护林、全国退耕还林等，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黄河的生态就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生态。这个生态我觉得分两部分，一个是自然生态，还有一个是文化生态，即大自然为我们保存了文化，我写的《树梢上的中国》即是如此。书中写到的七里古槐，看似一棵槐树，却记载了唐朝以来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杜甫的《石壕吏》是在那棵树旁边写的;“安史之乱”是在这一带;抗日战争中的“灵(灵宝)陕(陕州)之战”是在这一带;1942年史上少见的大灾在这一带;鲁迅1924年7月到西安讲学，在观音堂下车，也在这一带;1927年冯玉祥治豫，7月曾亲临树下讲演，现在树下还存有他讲演内容的一块石碑;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在这一带……所以我说生态文学也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记录物质方面的人和自然的共生状态，一个是记录文化方面的人和自然的共生状态。

　　(本报记者李博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