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新年贺词

　　窗外的城市亮得有些不近人情。偏是这满城灯火，照得夜不像夜，连天边那最后一点属于旧岁的霞光，是几时被无声无息地舔舐干净的，也没人知道。屋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黄澄澄的光晕，像一枚温润的、旧了的鸡蛋黄，恰好圈住母亲，圈住我，和眼前一碟新炒的南瓜子。

　　这便是我们的元旦前夜了。没有盛宴，没有笙歌，连电视里那台热闹得过了火的跨年晚会，也被我按了静音，只剩一串串彩色的光影，在墙壁上寂寂地流淌。母亲是向来不过“阳历年”的，用她的话说，“不过腊月都是今年”。她一生的节律，是跟着地里庄稼的茬口走的，春种，秋收，冬藏，严丝合缝，从不差池。而这公历的元旦，恰是她农事日历上最沉寂的一段，像乐章里一个生硬的、外来的休止符。

　　她坐在沙发里，身子微微陷着，手里是一只织了一半的毛线袜子，灰蒙蒙的颜色，是给我的。针脚依旧那么匀净，一挑一拨，带着一种不慌不忙的韵律。她不大说话，只是偶尔抬起眼，从老花镜的上缘望出去，目光虚虚地落在电视里那片无声的热闹上，又像是落在了更远的地方。屏幕上，衣着光鲜的男女主持人正张着嘴，用力地笑着，做出欢呼的姿势，像一群被搁在浅水里的鱼，挣扎着要溅起些喜庆的水花。一切，仿佛与我们隔着一层厚厚的、透明的玻璃。

　　“他们……不累吗?”母亲忽然低声说，像是自语，又像是问我。

　　我一时语塞。她随即又埋下头去，毛线针轻轻一碰，发出“嗒”的一声微响，仿佛将她自己，也将这间屋子，从外面的世界轻轻地拉了回来。她是在她的静默里，我是在我的静默里，而这静默与静默之间，流淌着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时间。

　　瓜子在小瓷碟里堆着，尖尖的一小撮。母亲伸手抓了一小把，并不立刻吃，只在手心里捂着，用拇指一个一个慢慢地摩挲着，像数着一串温热的念珠。墙上那石英钟的秒针，走得格外郑重，咯噔，咯噔，一步步，像踩在人的心坎上。

　　“……去年这时节，”她又开口了，声音软软的，沉在灯影里，“你爸还在，为冬至没吃上羊肉饺子，跟我怄了半天的气。”

　　我抬起头。她并不看我，眼光柔柔地泊在那一碟瓜子上。

　　“开春，院角那棵李子树，花开得最好，白汪汪的，像落了雪。夏天你回来，说那果子酸。”

　　她的话，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来，没有头，也没有尾，像在随意翻拣着一些旧衣箱里的物什，抖落出些附着其上的、阳光与樟脑混杂的气味。她没有提我工作上的升迁，没有问我来年的打算，说的尽是些针头线脑，云丝风片。她说巷口那盏坏了半年的路灯，上个月终于亮了;说对门张奶奶的玄孙，前日笑着会认她了;说今冬的腊肉，比往常年盐要抹得匀些。

　　这不是贺词，绝不是。没有“新年快乐”，没有“万事如意”。这只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过后，一位母亲，在灯下，为她归家的孩子，用最朴素的方式，清点着她所守护的、那个小小世界的收支账目。她把那些我错过或忽略的日常——父亲的脾气、李花的兴衰、路灯的明灭——一件件，一桩桩，轻声报给我听。仿佛告诉我，你看，你虽不常在，可你的根须所在的这片泥土，风是这样吹的，雨是那样落的，一切都还平安。

　　忽然间，我全然懂了。我们这些城里人，总把“新年”看作一个起点，一个可以挥别一切、重新立誓的坎。我们在烟花与香槟中，急急地要将过去甩脱，奔赴一个崭新的、光鲜的未来。而我的母亲，这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妇人，她的时间是一条绵长而连续的河。元旦，于她不过是一个路过的小小的渡口。她不作展望，因她深信，日子是一天天过出来的，不是凭空许愿许出来的。她只是坐在这渡口的夜灯下，将她过往积攒的温暖与坚韧，细细地打包，沉默地、执拗地，塞满我的行囊。

　　“明天早上……”她将手里那把捂得温热的瓜子，轻轻放回碟子里，“妈给你下碗面，清清亮亮的汤，卧两个鸡蛋。”

　　此刻，窗外不知哪处，终于响起零落的欢呼声，隐隐约约，像远方的潮涌。午夜了。新的一年，就这样被众人喧嚷着，抬了过来。

　　而母亲站起身，收拾起毛线活，只平平常常地说：“不早了，睡吧。”

　　她那几句关于路灯、关于李树、关于一碗鸡蛋清汤面的话，却比任何钟声与欢呼，都更沉重，更确凿地，落在我心上。这便是她的贺词了——不祝福未来，只确认此刻的拥有;不虚构繁华，只许诺一顿踏实的早饭。

　　在这新旧交错的、清冷的午夜，我终于明白，母亲给予我的，不是奔向明天的推力，而是拥抱今天以及今天之前所有每一天的耐心与勇气。那碗即将在清晨升起热气的面，便是她为我点燃的、唯一的，也是最亮的守岁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