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个女兵与三门峡大坝的故事

1958年、1959年、1961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三门峡视察。1958 年4月，在三门峡大坝工地所在地史家滩，转业女兵卫克华（左一）向周恩来总理献花。
（照片由卫克华提供）

    1957年，我们从军委通信工程学院调派的48名女兵，在美丽的大连经过4年的艰苦学习全部通过了国家考试。据说，48位女兵将分到通信部队及各大院校，只待国防部命令一到，就整装出发。一天，校首长在大会上宣布国务院的命令：“我校五连四排、五排集体转业，参加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接着，还讲到参加建设的伟大意义：“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是把母亲河改患为利，根除黄河泛滥，是为黄河两岸人民造福的大事。现在正从全国调集精兵强将会集到三门峡，开展一场驯服黄河、截流、筑坝、发电的大会战。这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工期5年。这一伟大工程是由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帮助设计的，大量的图文，急需俄语翻译。苏联专家与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协作，需要你们去作桥梁。”

    出乎意料的命令让女兵们都蒙了，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每个人还是表态服从分配。

    女兵们从十四五岁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是我们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摇篮，是我们的家。现在，一想到要离开，哪能不留恋？夜晚，宿舍里，熄灯号前就格外安静，我们在各自的铺上说服自己。熄灯号响了，夜更静了。女兵们在心里各自为战——有的在想：参军抗美援朝，保国的愿望实现了，现在要建设国家，该去！有的在想：黄水祸害人民，驯服黄河迫在眉睫，这是为人民服务，眼前的实际战斗，应马上出发！有的在想：祖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电力，去修水电站，该急往！

    在部队锻炼多年的女兵们战胜了自我，坚定了执行命令的决心和信心。不过，对部队的恋，对军营的情，还是让我们难以割舍。宿舍里，邻床似有轻微的辗转反侧；上床不时传来低微的长嘘；好像有人鼻塞，流下无声的眼泪。

    1957年3月8日，女兵们精神抖擞地背着背包，拎着行囊，列队登上火车，挥手向送行的首长、战友们告别。

    在北京转车时，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来接的同志建议：在京买些衣服，老穿军服与专家打交道不便。于是，姑娘们就三五成群地到服装店用转业费买了各自喜欢的“工作礼服”。工程局来京出差的翻译同志热情地帮助我们转上到三门峡的列车，并带了许多新的俄文资料。

    我们在会兴火车站（现东风市场货站）下车时，天色已晚，来接我们的是三辆解放卡车。不久，车在一片平房前停下，我们被安排到二排工棚里住。工棚里早摆好了一张张铁床（这比我们当年入伍时的大通铺好多了！），我们按班“入座”，放下行囊、背包，就有人领我们去工程局大楼后面的食堂吃晚饭。食堂里，大约有20个窗口 ，北边是个大舞台（这也是工程局的大礼堂）。在几张方桌上，已备上菜肴和白馒头，当班的炊事员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回到宿舍，铺床漱洗，倒头就睡。次日清晨，我们才环视住处的一切：这片工棚，在工程局大楼的南边（今湖滨广场），其间有一块较大空地，还堆着一些建筑沙石，一条黄河路直通火车站，向东看，路两边正在盖着八座职工住宅楼。楼群南北是两大片土坯房，先来的职工及家属住在这里。后来知道，当时职工的生活中心在会兴镇，医院在大安。在新城（现湖滨城区）看病得走一二里地到会兴乘工程局的班车，翻过高庙山才到大安职工医院。

    到新城的第二天，我们与专家工作室的领导及先到的翻译们见面。专家工作室在工程局大楼的东头三层，四五间大办公室里。工作室的领导介绍了工作任务，并说专家工作室将调集100名翻译，下设施工组、机电组、混凝土组、测量地质组、口译组。之后，宣布分到各组的名单，组长由老翻译担任。而我们的任务是尽快熟悉业务，边干边学。当时我被分到施工组，组长是张占元。张占元热情、平易近人，他向我们推荐许多施工方面的书籍，还请有经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来给我们讲课，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向他讨教。很快，我们组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向新任务发起冲锋。组里发下老翻译编印的、俄译中的《施工小手册》，16开本，油印本，近一寸厚。我粗略地数过，要在一个月里背下、记住这些词汇、词组，平均一天得记约100个。隔行如隔山啊！虽然大多数的俄文是认识的，但在工程中的意思与在军事方面还是不太相同。没办法，只有下苦功夫记，这样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少翻字典，少花时间。当然，其他战友也碰到我这样的问题。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夜记晓读。

    每天清晨，我们跑步后，在大楼前的小树林旁，一遍又一遍地读那本《施工小手册》，记不住，绝不罢休。上班时，翻译图纸得到又一次实践和巩固。晚上，周一到周五大多是学习时间：有时听技术课，有时开会座谈翻译中的问题，有时自学或向人讨教。每天读书、听课使我们的翻译质量和速度逐日提高。那时，我们这些新上岗的翻译差不多不到晚上十一二点，是不会回宿舍的。好在那时，我们年轻、有劲儿、目标明确。我们憋足劲儿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相信“无论什么苦、什么难，只要坚持学、坚持练都能过去”。我们就这样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几个月后，脱颖而出几名口译者。张元特、高云珠、李惠芬、王慧珍等同志，到口译组随老翻译跟专家到工地现场工作。大多数转业女兵也已经能较顺利地把设计图文译成中文，供工程局技术部门使用。当时，组长拿到我们的译文时说：“你们真行！”这话，就像在连队受到嘉奖一样，激励我们更上一层楼。

    不久，工程局党委向局直知识分子发出“到工地去”的号召。专家工作室的同志们争着报名到生产第一线。我和另外9名转业女兵被批准到工地，人称“普工十大姐”。我们集中住在大安东坡，参加过“大闹龙宫”之战。每天从大安乘火车到史家滩（大坝工地所在地），车一停，直趋“龙宫”，十八道拐是大家常走的捷径。我们扛走大石头，挖出淤积在河底的砂石，一筐筐抬走，还用水冲尽洞底的余砂。一切为了打好大坝的基础，出大力，流大汗。感谢部队给我们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终于经受了各种挑战。之后，我们又被分到局下属的分局。那时，章宝芬、张新生等同志分到开挖分局，坝头钢桥北头的修配厂，为开挖队先锋，和工人一样三班倒，风雨无阻。丁隆光、陈桂云、刘文姬等同志到二分局浇筑班当打旗工，三班倒指挥，将混凝土川流不息地输送到大卡车上，然后直奔浇筑仓位。很幸运的是，丁隆光、陈桂云在现场值班时，还见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行首长。傅正容等同志被分到大安机电分局。也有一些转业女兵被分到新城的企业分局、预制厂车间当工人。随着工作需要，先后从专家办公室抽调一些同志到别的部门工作，其中我们转业女兵也不少。卫克华到局办公室秘书科任职，1958年4月，她在史家滩代表同志们向周总理献花。我们中品学兼优的共产党员胡凤娟被抽调到局审干办公室。调到局团委做青年工作的转业女兵，先后有我、伍文均、陈东明。1958年，出席局直团代会的代表中，有转业女兵陈爱珍、张莉玉、党爱如和我。

    党培养出来的女兵，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个个响应号召，人人服从命令，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专家办公室大调整。外调内化，一些留在三门峡的翻译成了工程局子弟中学外语教研组的老师。我也是其中一个留在三门峡的女兵。

    “转建心不变，埋头做工作。桃园育桃李，教人是兴国。甘心三尺台，树人不懒惰。为民富国强，白发也快乐。”

    这是丁隆光同志《夕阳心语》中的几句话。这些话表达了留三门峡女兵、退休教师们的心声。我们就是三门峡水电站建设中的一块砖，一颗螺丝钉。

    （作者系原中国水电十一工程局子弟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