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特写】老子：中国哲学的鼻祖

 

　　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又称老聃，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出生于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老子时任周朝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馆长），长期生活在东周都城洛邑（今洛阳）。他博闻强记、思慧如泉，精心研读各种史籍，对三皇五帝以来包括《易经》《尚书》《诗经》在内的各种人文文化有着深厚的理解。因处于春秋后期这个动荡的年代，思想家们都在思考各类社会问题，老子身处都城洛邑，对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智者。

 

　　《史记》曾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公元前523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请示当时鲁国的国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国国君即派遣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一个书童，一个车夫，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东周。

 

　　到洛邑后，孔子向老子请教礼制的相关问题。老子对他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对着身边的弟子评价老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在孔子离开洛邑时，老子又对孔子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在《庄子》一书中，《天地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了孔子与老子谈《诗》《书》《易》《礼》以及“仁义”等问题；《天运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代典籍(六经)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道”(宇宙论)问题；《知北游》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发性的问题。

 

　　从这些记述中都可以看到老子的智慧与为人。

 

　　这时，随着各诸侯相互攻伐，礼乐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当时人们膨胀的私欲，而掌管礼乐的周王室一再衰弱，要求革新图强的贵族与守旧贵族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王子朝之乱”，使得周王室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看到这一乱象，老子对东周王室失望之极，抱着“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想法，遂决定避世隐居。

 

　　而此时洛邑东面、南面、北面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唯有西部较为平静。于是，老子从洛邑出发，沿经崤函古道向西而来。一路上的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创伤和百姓生存的艰难等见闻，与他腹中知识相交融，使他感触万千，如鲠在喉。

 

　　某日清晨，函谷关关令尹喜站在一个土台上（现瞻紫楼）往东一看，只见东方紫气升腾、霞光万道，出现了紫气东来的天象奇观。尹喜据此判断“必有异人通过”，于是忙令关吏清扫街道，恭候异人，没过多久就迎来了骑青牛的老子。两人交谈后，尹喜恭敬地向老子请求著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 “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自此，一部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道德经》就这样产生了。

 

　　二

 

　　《道德经》这部不朽著作，既是中国道教的思想源泉，也是东方智慧的代表之一。它内容丰富，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春秋战国诸子文化中最早的一本经典著作，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影响十分深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文化名著。

 

　　《道德经》共5000多字（版本不同，具体字数也有差异），分为上下两篇，共81章，前37章为上篇道经，后44章为下篇德经，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

 

　　《道德经》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史上的两个源头。

 

　　在老子的哲学中最高的范畴是“道”，他提出宇宙万物得以生成的本体论，并对世界万物的形成作出陈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继而对生出万物的“道”进行解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万事万物都循道而行，而道是自然而然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是“自然无为”“为而不争”“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的“无为”是不妄为，是没有私心的为，是按照自然规律的为，是“无为而无不为”，按道的规律为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的“无为”贯彻到人的处世哲学上就是“不争”。“天道无为，无为而不争。”以“无为”的涵义来看“不争”，则“不争”也不是一味的毫无意义的退让，不争与争也是相对而言的，不争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暂时的手段而已。在老子看来，人在处世上，不争要比争的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从社会方面看更是如此，在一定时期中，人不争而顺道处事能使社会得到稳定的发展，他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春秋时期社会的大动荡归结为人的“争”。老子给予“不争”很高的地位，“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处世智慧，老子认为不争是符合“道”的智慧，是“道”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是最高的维持生存的法则。

 

　　在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他非常重视“柔”的概念。“守柔日强”，老子所说的“柔”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软弱无力的浅层认识，而是始终蕴含着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量。“柔体现在人性上就是一种韧性的抗争以及谦虚容物，包罗万象，能屈能伸，胸襟博大的人格魅力。”“天下莫柔弱与水，而坚强者莫能胜之”，老子以水作喻，说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老子再三强调：“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而以下为基”等。老子之所以要不断地强调“柔”的力量，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物极必反的原则。“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过分地向强壮发展是不合于道的，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要人们注意到只有处于“弱”“柔”的一方，才不会被战胜，才能在生活中保全其身。“强梁者不得其死”，这也就是告诫人们不要时刻都争强好胜，那样最终会害了自己，而要善于隐藏自己的力量和优势，要“守雌”“贵柔”“知足”，这样就能在纷乱的社会中保持自己。这种以退为进的守柔处世学问，是一种维护生存的辩证法。

 

　　另外，老子还强调了“无为”的重要性，这是对“守柔”的进一步阐述。“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在遵循自己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不刻意去破坏它。“无为”本身来说也就是一种“为”的思想，这种“为”是一种大为，正如老子思想中的大智若愚一样。

 

　　老子的智慧哲学内容丰富，引人入胜，里面包含的深刻哲学具有辩证性，对于我们了解世界的本源问题，以及人们的认识与实践观念，事物的认知与发展观念都有着重要意义，而《道德经》一书更是将老子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综合的论述，包含着老子辩证的哲学思想。在这一书中，老子不光论述了“道”的本源问题，更是将其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用“德”来表现出来，回到现实中去，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

 

　　《道德经》句式整齐，大致押韵，读之朗朗上口，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语言运用了多种修辞方式，使词句准确、鲜明、生动，富有说理性和感染力，有些语言极为精辟，成为至理名言，至今仍是成语、格言、座右铭。

 

　　三

 

　　《道德经》成书以后的2500年来，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汉朝初年，上至皇帝下至大臣，纷纷从道家思想中汲取智慧，用于治国理政。《史记》中记录的一首民歌，就是歌颂西汉初年施政之策的，其歌词为：“萧何为法，整齐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汉初由于遵循黄老之说治理天下，百姓休养生息，国家日益强盛，为大汉帝国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东汉光武帝刘秀当上皇帝后，也同样采取了老子柔道治国的理念。

 

　　公元620年，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追认老子为先祖。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坚定地实行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唐高宗李治秉承父亲李世民的教诲，继续奉行清静无为的治国之策，并于公元666年亲往鹿邑拜谒老子，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虽然崇尚佛教，但她也规定王公贵族和百官都要读《道德经》，并册封老子的母亲为“先天太后”。

 

　　北宋时期，从宋太宗到宋真宗都喜爱道家思想，他们曾几次下旨，对鹿邑的老子宫、老子馆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和修缮。在《宋朝事实》卷三《圣学》中，宋太宗赵光义指出：“伯阳（老子字）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中。”宋真宗也大肆宣扬老子的哲学思想，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历史上，一些皇帝还亲自注释大力推行《道德经》。据记载，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魏孝文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都曾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释，其中作品流传下来的有四位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宋徽宗赵佶的《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道德经注疏》和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清世祖御注道德经》。

 

　　老子思想不仅对政治影响深远，而且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的建构业受到了《道德经》的影响，以天道言人事，在孔子那里难以找到，而在《道德经》中则清清楚楚。

 

　　先秦诸子中，受《道德经》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家。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韩非都“本于黄老”。对此，司马迁有一段评语，他说：“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虽然申、韩的境界，远不如老子，但他们也是“原于道德”的。

 

　　此外，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以及慎到、天骈、环渊等稷下学派的代表都或多或少的受到《道德经》的影响。

 

　　西汉董仲舒在《保位权第二十》中说：“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这些话都可以从《道德经》中找到根源。

 

　　魏晋时期，在朝的何晏、王弼等注重《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在野的竹林七贤等注重《道德经》中的“自然”之说。

 

　　宋代的理学著作《二程遗书》中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这与《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他的著作《悟真录》中说：“至于老子，则以知礼闻，而吾夫子所尝问礼，则其为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身养性，以求合道，初亦岂甚乖于夫子乎？”

 

　　四

 

　　《道德经》文约意丰，义蕴深邃，不但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普及程度仅次于《圣经》，凡是读过它的外国人都为其中蕴含的哲理所深深折服，并自觉地从其中汲取对自己有价值的营养来加以运用。

 

　　早在十六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十七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

 

　　近代以来，外国第一个翻译《道德经》的人，是19世纪初的罗马天主教教士波捷。之后的1832年，莱谟萨第一次把《道德经》译成法文出版。直到1842年，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宙兰，在参考了中国70多种《道德经》注释本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了一本比较完整的《道德经》译本，从而使《道德经》在欧洲广泛传播，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国也是老子思想传播较早的国家，《道德经》英译本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目前均占有绝对优势。其中，东方学家亚瑟·韦利于1934年在伦敦出版了《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这个译本在英语地区影响较大，至1968年已经再版八次。

 

　　瑞典的汉学形成较晚，但知名度极高，传教士爱立克·福克曾于1887至1920年间多次到中国传教，并把《道德经》《庄子》两书译为瑞典语。在丹麦，有沃尔夫的《道德经八篇》、古斯塔夫的《道德经》丹麦文译本；在匈牙利有杜克义、吴洛士的《道德经》匈牙利语译本；在芬兰有鲍罗斯的《老子其书与其人》；在意大利，有萧师毅的《道德经》意大利语译本。

 

　　随着《道德经》在西方各国的迅速普及，老子思想以其科学而独到的见解也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和名人。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深受老子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十分推崇，称老子为“世界辩证法之父”。他的“单子论”就是受老子思想影响而形成的。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关于“实体”即自然、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的思想，是受老子思想影响的结果。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因为对老子思想的敬佩而改姓李。诺贝尔奖得主、美藉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说，从哲学上讲，牛顿的“测不准定律”和中国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相似之处。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2011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获得连任发表演说时援引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2008年8月，时任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普京在接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引用《道德经》第二十四章中：“自是者不彰 ”。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十分推崇老子的管理哲学，并在日本松下公司的花园里塑有一尊老子的铜像，下面石座上刻着中文：“道可道，非常道。”

 

　　《道德经》所凝结的智慧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对社会各个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而且影响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学习《道德经》，会使我们在治国、治党、治企、治身等方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