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途经三门峡留下诗篇

 

 

　　韩愈（公元768年—公元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故后人多称韩昌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官至秘书郎，在韩愈3岁时便去世。韩愈由其兄韩会抚养成人，韩会早逝后，韩愈随寡嫂郑氏避乱宣城。19岁时，韩愈至京师长安，结交名士，锐意钻研。及至应进士科考试时，他将文章投递到公卿之间，前宰相郑余庆对其大加赞赏，韩愈因而闻名一时。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他登进士第，先后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因上书言关中旱饥，触怒权要，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又因反对宪宗拜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他任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病逝。

 

　　韩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作为文坛领袖，还广交文友、提携后进，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有影响的新诗潮。韩愈今存300余首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风豪放雄奇、气魄宏大，改变了大历以来诗坛上纤巧卑弱的现象。同时，他有意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构思奇特、标新立异，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这些风格中最具代表的便是“以文为诗”，把过去不曾入诗或不宜入诗的材料和手法引进诗歌，如将散文的某些表现手段、结构方法、语言形式用于诗歌；用散文式的浩瀚体制来扩展诗的篇幅；以汉赋式的铺陈排比来结构诗歌；语言上打破匀称、均衡、和谐、圆润，使律化的诗歌复古，通篇单行等，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有极大影响。

　　在《山石》一诗中，韩愈汲取游记散文的叙事写法，按照游程的时间顺序，描述一路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七言古诗散文化的典范之作。此前，游记诗大都截取景物的某一侧面，或择取情绪的某一重点，因景抒情。该诗则吸收散文铺叙的特点，详记游踪，声情摇曳，诗意盎然。这首诗在后世也有很大影响，苏轼与友人游南溪时，不但朗诵该诗，还依原韵作诗；元好问曾将其与秦观的《春雨》相比照，以证其气势、风格之壮美。

 

　　韩愈也有写得富于神韵、近似盛唐时期的诗，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再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唐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裴度为彻底消灭淮西割据势力，奏请亲赴行营。宪宗派韩愈以淮西宣慰处置使的名义，提任都统（元帅）。同年十月，李愬夜袭蔡州成功，吴元济被活捉。十一月，裴度班师回朝，十二月经过桃林县（今灵宝市及其以东潼关一带）时，朝廷特使连夜赶来授勋，就在桃林举行了仪式。韩愈当时是行军司马，写下了几首七绝诗，记载途中之事，其中一首便是《桃林夜贺晋公》：

 

　　西来骑火照山红，

 

　　夜宿桃林腊月中。

 

　　手把命珪兼相印，

 

　　一时重叠赏元功。

 

　　诗的起句写朝廷特使不分昼夜从西边赶来。夜行而骑火照山，发出片片红光，则日行更快，可想而知。写授勋的使者行程如此迅速，是表示朝廷对这次胜利非常重视，对裴度的功劳给予了高度评价。诗句写特使到了桃林便遇到了回朝的元帅，桃林记地，腊月记时。裴度平定淮西以后，除了重新提任宰相以外，还加封国公等，赠命珪（由天子颁赐给诸侯的一种玉制礼器，朝见时拿在手上）。所授官职勋阶很多，但这两种最为主要，所以在第三句中特别提出，而其余则概括于第四句“重叠”两字之中。元功，则特指第一功。

　　这首诗只写元帅授勋这一场景，而朝廷对这次胜利的重视，对于元帅及他所率领的全军将士功劳的肯定，也都反映出来了。全诗隐约表达出作者一贯反对地方割据、主张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思想感情。

 

　　另一首《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荆山已去华山来，

 

　　日出潼关四扇开。

 

　　刺史莫辞迎候远，

 

　　相公亲破蔡州回。

 

　　该诗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观场景。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200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在韩愈笔下，荆山、华山也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接下来。诗人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场景。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120里地，故说“远”。“莫辞迎候远”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倒也显得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尾联“相公”指平淮大军统帅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也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百姓“自趁新年贺太平”，一时间胜利、自豪的气氛到达高潮。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诗人对统一战争的态度。综观全诗，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刚直中有开合、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极有韵味，非一般应酬之作所能比。

 

　　独树一帜推行古文运动

 

　　自唐朝大历年间（公元766年—公元779年），受安史之乱的后续影响，文学创作上疲倦、哀怨、低沉成为主要风格，逐渐取代了盛唐士人豪迈、狂放的进取意志，独善其身、远离尘世的生活态度反映了唐人当时软弱冷漠和哀怨低沉的精神状态，平庸诗风大行其道。

 

　　在扭转这种颓废落寞文学意境表达的过程中，韩愈发挥了重要作用。韩愈一贯敬重李白、杜甫等盛唐时期文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和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时期的恢宏气象，在诗歌创作上善于创造和革新，主导推行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代以来古文全新的发展道路。韩愈主张继承创新，他巧妙揭示了文学领域中的“道”与“文”的相互关系，认为“道”体现的是所要表达的目的和内容，“文”则是所要表达的手段和方法，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韩愈积极提倡借鉴先秦、两汉古文的精髓要旨，力求博采众长和广纳百家，强调从庄子、屈原、司马迁等诸家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

 

　　在主张人们借鉴学古之时，韩愈善于在继承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始终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等观念，追求气势而非辞藻，追求新奇而非保守。他缜密思考如何将古文中的优秀语言、表现章法和陈述技巧赋予文学作品的表达之中，以增强和扩大文学作品的功能表达和描写领域。在语言利用方面，韩愈善于扬弃古人语言，主张“文从字顺”，通过对当时民间市井流传的日常口语的采集整理，丰富了文学表达的形式，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如《送穷文》中的“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进学解》中的“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这些诗句中“蝇营狗苟”和“俱收并蓄”等词语都是韩愈在民间口语中提炼创造出来的书面语言，充分增强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显示出了我国文字语言所蕴含的独特魅力。

 

　　由于倡导全新的文学风格，韩愈在文学艺术上也以追求奇特雄浑、光怪陆离、境界雄奇为主线。《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三光弛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孟东野失子》：“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内容斗怪争奇，但寓意入木三分，虽然刻意在诗词中填充了一些生僻的词汇，但试图表达的却是一种朴素无华和回归自然的道理。

 

　　秉持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勤奋与信念，韩愈在传承弘扬中华文明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和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