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飞来的弹片？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外交家、散文作家曹彭龄先生。曹先生出了多本散文专集，多是神秘外交工作的记录和感受，影响广泛。他自己对散文创作所持的态度是“心有余力而为之”，作为军人、外交官，做好军事外交工作才是“主业”。在漫长的外交工作中，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历任副武官、武官，被授少将军衔。因而也就有了“儒将”的称誉。

 

　　今年十月的一天，我有幸拜访他。在先生的家里，我们有机会作深入的交谈。此前，我曾多次收到他的贺卡，当他收到我的新书后，很快就寄来长信，信中还夹着一张极为精美的贺卡。信中他毫无保留地对我的小书提出自己的意见。尔后，在电话中，他也多次提到我的书，更直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次见面，他开口就说：“你的书我是认真读的，有的文章读了好几遍。”

 

　　但真正见面这是第一次。

 

　　曹先生结业北京大学东语系，1962年应征入伍，到1995年退休，除短暂的国内工作之外，四十多年多是在中东渡过的，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退休后，又担任中国外交研究所高级顾问十年，多次重返中东。海湾战争期间，他短暂地回国，又第一个历经曲折重返大使馆。他置生死于不顾，走上火线，查看名种炸弹爆炸后的痕迹，收集第一手资料。也因此受到贫铀弹的污染。有关方面对他遭受贫铀弹污染的结论是：“自1996年起，曹彭龄感觉每天下午身体发热，‘热气往上涌。’该年，他与夫人、新华社记者卢章谊同患疱疹。患病原因，免疫力低下。1998年，曹彭龄被301医院确诊为前列腺癌。卢章谊左脚行走不便，明显表现为脑血栓后遗症。但经脑电图检查排除了脑血栓隐患，后被宣武医院确诊“肌张力障碍”。曹彭龄以他军事家的严谨说：“我跟老伴确受过核辐射，但我们的病是否跟核辐射有必然关联，我们期待国家做出科学结论。

 

　　贫铀弹的弹片自然不可以携带，但普通的弹片和弹头他一定要带回来。

 

　　我反复掂着沉沉的弹片，心如一握紧拳，使劲地攥着，忽然产生山高风冽的感觉，问：“见天都这样？”

 

　　“是。”

 

　　一天中午，太阳很好，少有的安静。曹先生正在办公。突然，一颗子弹射来，嵌入窗框，玻璃哗得碎了。袭击正对着中国大使馆，而且是大使馆武官办公室，意味着什么？但子弹是从哪里射来的，查来查去，也没有一致的说法。在黎巴嫩时，有一次使馆人员正在前楼集会，突然“嘣”的一声，后楼中了一发炮弹，幸未伤人。在硝烟弥漫的中东大地上似乎什么离奇的事都可能发生。来往于国与国、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外事工作，其复杂其微妙其危险，从中亦不难想见。

 

　　这样的“有惊无险”连先生本人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他在散文集《黎巴嫩散记》、《不尽天涯路》、《重返巴格达》等文章里多有描述。

 

　　核辐射最终还是给出了明确的结论，曹先生本人是2度污染，夫人卢章宜是三度污染。失去正常的免疫力，身体机理遭到破坏，后补的药物能有多大功效？夫人卢章宜作为新华社记者完全可以不遭这份“罪”，但她还是紧随丈夫在硝烟恐怖中走过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对曹先生的外交工作，原国防部迟浩田部长寄给他的手札是这样写的：“在武官任内，您经历的复杂情况最多，获取的成果最佳，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也最高。对此，组织和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得到首长三“最”的评价，可算是对他工作最充分的肯定。

 

　　1976年，曹先生已是成熟的军人、经险丰富的外交官。组织安排他去约旦工作，但他还是执意选择了动乱的黎巴嫩。曹先生说：“黎巴嫩的乱像就是中国的‘文革’。也就在同年，我还是一个冥顽未化的愣头青。这一年，我在乡戴帽高中读了一年半，提前半年回到农村。“文革”害得老师厌烦学生，学生厌烦老师，碍眼的谁不愿见谁。“回乡知青”有几分酸楚，但很快心情好转，我被编入大队民兵连，手里有枪，腰间有子弹袋，只是没有军服。凡天下叫“民兵”的都一样，如现在中东也称“民兵”的那些人，虽然没有正规军服，却操着真家伙，闹得不知饥渴困顿。

 

　　我不知和平的真谛，虽然当上民兵，在树荫下摸爬滚打，却不明白战争为何物，反而有几分庆幸几分惬意，因为树荫外的农田，父老乡亲正在汗流浃背地耕耘；现在，我仍不知和平的珍贵，中东距我们太过遥远，早餐有油条豆浆，晚饭后还可悠闲散步。我们生活在和平和国度，却忽视和平的来之不易，犹如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空气却往往忽视它的存在一样。

 

　　时下，十几亿中国人，有多少经过战争的洗礼，而终生都在战火中穿行的又有多少呢？曹先生说他是幸运的，作为军人，他真正读懂了战争，从而真正体会到和平的价值。

 

　　两枚弹片，一枚弹头，审视它，也为它拍照。因为它虽然躺在盒子里，仍然龇牙咧嘴，狰狞万分。（作者 张书超）